从遗址的总体布局来看，衙署和驿站为遗址核心，顺缓面坡地而建，横向排列6道巷院。每道巷院面阔20米，纵向延伸3-5重庭院，由一道石门进出。巷院之间，纵向砌两道高大坚固的石墙相阻隔，同时形成五尺宽的巷道。整体建筑有明暗排水系统、内外城、城门、院门、巷道、庭院，外城墙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卡子，南北方各设一座护城池，驿站和衙署外围，设置集市、戏台、岗哨亭、兵营、监狱 、练武场、园林等，不仅设施完备、布局合理，同时还体现了很强的防御意识和消防意识。
古城留下的是一座气势壮观的石头城，保存较为完好。遗址内遍布石围墙、石甬道、石官路、石龙门、石阶檐、石院坝、石地基,令观者惊叹不己。一座长三间或长五间房屋的石阶檐，通常只用三五块石料铺成。这些石料通常长4米，宽1米以上，厚20公分，每块石料重3吨以上。其中最大一块石料长600公分，宽110公分，厚25公分，重量达4.5吨。
古城留下了匠人们精湛的工艺。一块块料石加工精致，四棱方正，四角垂直，安装严丝合缝，线条平直，虽经千年风雨，火灾兵灾，山崩地震，一壁壁石墙仍然坚稳壁立，一道道石阶檐仍然平整笔直，一座座石龙门依旧岿然不动，一方方石院坝依旧平坦如砥。镇守城池的高大石狮工艺古朴,气度不凡；庭院内草木鸟兽石雕图案精美生动,寓意吉祥；整齐平直的石地基上一条条匀称的錾路组成一组组整齐的几何图案，其石工工艺、形制与德江县煎茶镇宋代古墓群极为相似。
古城石墙遗址的做工用料也非常考究。一壁壁石墙全为双层料石构造，墙体中间不用泥土全用河沙填充；不仅石墙如此，石院坝下方亦全用河沙铺垫。河沙是理想的填充和铺垫的材料，它渗水，少损耗，受力均匀，可保持墙体及石院坝的清洁和增加其稳定性。泥土填充不仅污墙体和庭院，而且年久还会造成墙体的中空和庭院石块的位移。
古城建造规模宏大，须有众多的工匠艺人和充裕的人力物力财力。仅这6万平方米的主体遗址，石墙石院坝石阶檐所需填充和铺垫的河沙就在12万担以上。古城靠近扶水河上游的河床全是硬底石山，且落差大，很少有河沙沉积，大量取沙须从2-3公里外的扶水河搬运。12万担河沙，需要100个劳力搬运1年,即需要3万多劳动日。6万平方米的古城主体建筑加附属设施从开挖平整地基到石料的开采搬运加工安装到房屋亭台的修造，按当时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约需100多万个劳动日，按每天使用500劳力来计算，约需持续修建6-7年；其所耗财力折合粮食当在20万担以上，折合当今人民币需要3000万元以上。
如此巨额的财力和众多的民力及庞大的工匠队伍，根据隋唐时期扶阳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力资源及技术力量，建造这座古城不知需要多少年。
据《旧唐书》载，费州在唐代贞观四年（630年），有2709户，6950口，天宝年间，有429户，2609口。费州领四县：涪川，扶阳，城乐，多田。史料对扶阳县户口没有记载，但可推测其在隋唐时期的人口也就一二千之数，且散居于现德江县境大部分地区。要建造如此规模的县城，当时的百姓将要承受何等重负？
费州建于北周宣政年（578年），据史料记载，推测废于北宋末年，建置500多年，其治所在今该县潮砥镇官宅村。官宅村濒临乌江，亦有石料，为何不见州城遗址？不仅官宅村没有留下费州古城遗址，在全省范围内还未有发现唐代的任何一座州县城遗址。这6万平方米的遗址，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玄机？
唐代贵州在文化方面非常落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唐诗风靡中原时，贵州还“俗无文字，刻木为契”。贵州南部西部的50多个羁縻州，朝廷列为化外州地。在唐代长安城一片繁华之际，贵州的百姓仍住山洞，或“依树为屋巢而居”（《旧唐书-南蛮传》）；州城无固定治所，因部落而置，寄治于山谷之间；农业生产刀耕火种，原始畲田，不知施肥，岁岁易土而耕。在黔北和黔东北地区，因靠近川湖，间接受到中原影响，经济文化比黔南黔西要进步，唐朝廷将该地区一度设为正州，但其经济文化的总体水平与中原相比，仍很落后。费州被列为正州中的下等州，其治下的扶阳列为中下等级县，要建造如此规模和工艺水平的县城，需要历时多久？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古城遗址上现有居民300多人，多为朱姓，现住房屋多为清代晚期及民国时期建造，先前祖居房屋在清代咸同年间全被号军烧毁。现有居民房屋占据遗留宅基地不到三分之一，古城空置的宅基地及废弃的集市、戏台、兵营、监狱、练兵场、护城池、马道全用着庄稼地。庄稼地里，石龙门、石阶檐、石级梯、石排水沟、石马槽布列其间，破碎的陶片瓷片，锈蚀残损的古钱，苔痕斑驳的瓦砾，随处可见。